christian louboutin over the knee boots “阴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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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阳家”概述及其所体现出的中国社会人文思想基础之特点
　　在当时的诸子百家之中，“阴阳家”是一种笼统的称谓。“阴阳家”是对那些没有形成其自已的思想观念或理 论观点，但是知晓并掌握一部分传统的思想和文化知识的学者们的统称。冯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对“ 阴阳家”们所表达出来的这些思想和文化知识作了如下的描述和分析:“……阴阳家出于方士。《汉书・艺术志》 根据刘歆《七略・术数略》，把方士的术数分为六种: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第一种是天文 。《汉书・艺文志》中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第二种是历谱。《艺文志》中 说:“历谱者，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 皆出焉”。第三种是五行。《艺文志》中说:“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第四种是蓍龟。这是中国 古代占卜用的两种主要方法。后一种方法是，管占卜的巫史，在刮磨得很光滑的龟甲或兽骨上，钻凿一个圆形的凹 缺，然后用火烧灼。围绕着钻凿的地方，现出裂纹。根据这些裂纹。据说可以知道所问的事情的吉凶。这种方法叫 “卜”。前一种方法是，巫史用蓍草的茎按一定的程序操作，得出一定的数的组合，再查《易经》来解释，断定吉 凶。这种方法叫“筮”。《易经》的卦辞、爻辞本来就是为筮用的。第五种是杂占,black christian louboutin，第六种是形法。后者包括看相术以及后来叫做“风水”的方术。风水的基本思想是:人是宇宙的产物。因此。人 的住宅和葬地必须安排得与自然力即风水协调一致。
　　周朝头几百年，封建制全盛的时期，每个贵族的室、家都有这些术数的世袭专家，以备有大事的时候顾问。可 是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这些专家有许多人都失去了世袭职位，流散全国，在民众中继续操业。这时候他们就被称为 “方士”。当然，术数的本身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但是也往往是科学的起源。术数与科学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 以积极的态度解释自然，通过征服自然使之为人类服务。术数在放弃了对于超自然力的信仰并且试图只用自然力解 释宇宙的时候，就变成科学。这些自然力是什么。其概念在最初可能很简单，很粗糙,louboutin pumps，可是在这些概念中却有科学的开端。
　　阴阳家对于中国思想的贡献就是如此。这个学派力求对自然物事只用自然力作出积极的解释。所谓积极的，我 是指实事求是的。中国古代，试图解释宇宙的结构和起源的思想中有两条路线。一条见于阴阳家的著作，一条见于 儒家的无名作者们所著的“易传”。这两条思想路线看来是彼此独立发展的。……可是到后来，这两条思想路线互 相混合了。到司马谈的时代已经是如此，所以《史记》把他们合在一起称为阴阳家。(《中国哲学简 史》 第十二章 冯友兰)
　　1.“阴阳家”概述
　　通过冯先生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所谓的“阴阳家”在当时社会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中实际上是一群各 种“传统”知织和实践经验的传承者。他们是还没有成名的思想理论家，也是催生当时的诸子百家们的坚实基础， 还是中华文明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得以继续传承和发扬的基石。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早期的所有思想观念和理 论观点的形成，以及“传统”的认知思想体系所固有的自然唯物主义的认知思想精神和其基本的认知思想观点的成 熟都与他们在其认知和思想上的探索与长期不懈的经验累积密不可分。其中就有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中华文明早期的 认知思想理论体系之“阴阳论”和“五行说”，而这正是其称谓的由来。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局势的动荡和现 实的需求不仅让他们丧失了其“传统”的生存基础，而且也对他们所掌握的那些“传统”知织和实践经验也提出了 各种全新的挑战。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其积极而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和其扎实的学识基础提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需求 并且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化认可的思想观念或理论观点，这些人也因此而成名，最后成为当时的诸子百家之中的 一员。但是他们中更多的人则是以自己的专长，即其各自所掌握的那些“传统”的“方术”去为人们提供各种服务 ，以此来维持其生计。
　　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华文明早期的认知思想体系所固有的一个核心的基本观念是“趋利避害”，也就是说中华 文明“传统”的自然唯物主义的认知思想体系所固有的一个根本诉求是“趋利避害”。所以“阴阳家”们的这些“ 方术”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去实现这样一个根本的诉求，因此在中华文明“传统”的认知思想体系所固有的自 然唯物主义的认知思想精神和其基本的认知思想观点的影响下，其一切“方术”的要旨都是试图去掌握客观自然世 界的运行变化规律，以此来指导并帮助人们去实现其“趋利避害”这一根本的诉求。这里可以看到,glitter pump christian louboutin，“阴阳家”与“道家”之间的某些联系和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两家的联系和相似之处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华文明 早期的认知思想体系所固有的核心基本观念和“传统”的自然唯物主义的认知思想体系所固有的根本诉求。因此这 种诉求以及以这种诉求的实现为目的的各种认知和思想的认识也在相当程度上表达了中国社会人文思想基础中的人 文思维意识所固有的一种根本性的诉求。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人文思想基础中，不论是处于社会组织结构上层 的贵族还是下层的平民，他们进行其思维活动的最终诉求都是“避害”而“趋利”。虽然其进行思维活动的目的不 同，比如贵族们要实现其“避害”而“趋利”的根本诉求就必然要剥夺平民们实现其“趋利”而“避害”的根本诉 求的权利;而平民们要实现其“趋利”而“避害”的根本诉求就必然要影响到贵族们实现其“避害”而“趋利”的 根本诉求的利益。但不论是贵族们的“避害”而“趋利”，还是平民们的“趋利”而“避害”，其在思维意识中的 根本诉求是绝对一致的。所以“阴阳家”们的一切“方术”的根本目的就是帮助他们去实现这样一种根本的诉求， 而在事实上，只有具有这一根本目的的“方术”才能够被社会人文思想基础所接受和认同，而以这些“方术”来维 持其生计的“阴阳家”们才能够得以在社会环境中生存。然而，这样一种社会人文思想基础使得在其上成长起来的 各种认知和思想的观念及其理论观点的表达上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其功利主义的色彩。学者和思想理论家们热衷于在 既有的“传统”与时代进步的现实需求之间作协调、融合和统一的工作，仅仅只是因为这样的工作其结果是最容易 被社会人文思想基础所接受和认同的，是阻力较小而效率最高的。但是，这样的工作其结果的价值往往是不高的， 不论是其思想的价值还是其社会的价值，因为通过这样的协调、融合和统一所形成的认知和思想的观念及其理论观 点在其表达中，其观念及其观点本身所固有的价值事实上很难被体现出来。而那些具有较高价值的思想或理论体系 则因为在社会人文思想基础的接受和认同上面临着较大的阻力而遭致社会人文思维意识的埋没或遗弃 。
　　2.中国社会人文思维意识之特点
　　通过《汉书・艺术志》对“阴阳家”们的六种“方术”的排列次序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认识到体现于其中的中 国社会的人文思维意识特点。在中华文明早期的认知思想体系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天文排笫一，这很容易理 解。历谱与天时相关，更与人们的生存基础和农耕活动紧密相联。天文和历谱，它们既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客观 基础，也是人类文明初期的认知思维活动中的唯一对象。它们是人类在其早期的主观思维意识之中的唯一对象和一 切行为活动的榜样，也是人类在其为生存而思想阶段的一切行为和活动的指南。历谱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农耕活动和 以其为基础的主观认知思维意识的成熟，也意味着一个以农耕活动为其经济基础的群体或社会组织结构的形成。因 为人类早期的农耕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要依靠长期积累而成的实践经验来进行的，特别是在对农时的把握上，而历 谱的出现则标志着这些经验性的认知已经上升到其理论性的高度，成为一种群体或社会化的规范了。位列第三的五 行在人们的主观认知思维意识之中与历谱一样。但是在《汉书・艺术志》的描述中所提到的显然是邹衍的“五德始 终说”，而非“传统”的“五行说”。蓍龟则是人们的经验主义的感知思维意识的积累，也可以称之为自然主义的 经验论思想体系。从这种排列的次序我们可以在中国人的主观认知思维意识之中，以天、地为代表的、他们生活于 其间的自然客观环境有着怎样的一种地位。
　　在中国人的主观认知思维意识之中，天是他们存在的必然，以土地为代表的、他们生活于其间的自然客观环境 和自然万物是他们存在的必需，之后才是他们为了生存所进行的主观的认知思维以及由此所形成的感知经验和思想 。这样的排列次序本身体现了中国社会的人文思维意识之中的自然主义的主观认知和思维意识特点，也就是存在于 他们的思维意识深处的，在许多时候都不会被其“自我”所意识到的对于其认知和思想对象的一种基本的主观认知 和思维意识。这样一种基本的主观认知和思维意识体现在中华文明的思想体系的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显著表现就是我 们多次提到过的自然主义的认知和思想精神。正是它的存在让中国人在其对于自然观思想的认识上具有其朴素的唯 物主义的基本态度，他们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朴素真理，也能够认识到这样的真理即便是血祭天地也不 能改变它，更不用谈及其“自我”的主观认知和思维意识了。在这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认知和思想态度之基础 上所形成的社会化的人文思维意识氛围中，人们很自然地相信并且重视其“自我”的主观感知认识和实践的经验性 认知，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经验主义的认知思想观念及其理论观点，他们也由此获得了许多具有其真理性价值的，也 超越了其历史局限性的认知思想观念和理论观点。人们因此而相信，那些没有现实价值和意义的，不在其“自我” 的主观感知认识和实践的经验性认知范围之内的东西都是毫无益处的，甚至是有百害的。而中华文明体系在其发展 进程中之所以没有走向对于超自然力的崇拜也正是因为此，中国人尊崇自然，但是其基础是建立在其理性的主观认 知思维意识之上的。
　　中国社会人文思维意识之特点形成的客观原因前面有过分析。在人类为生存而思想的阶段，地域环境、自然条 件和生存方式等具有其纯粹的自然属性的一些因素是人们主要的、唯一的认知和思想的对象。在人类为什么生存而 思想的阶段，其自身的群体或社会化的组织结构则是其重要的认知和思想的对象，这种对象的本质属性是人文主义 的，或者说是完全不同于自然的。因为它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人类“自我”的主观感知认识和实践的经验性认知的范 围，也就是说对于我们所构建起来的群体或社会化的组织结构，是不能仅靠我们的主观感知认识和经验性的认知去 思想的。人类的认知和思想的探索实际上是迈入了一个全新的，没有任何“传统”的知识或经验可以借鉴的思想范 畴，即社会观思想的范畴。但是人类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事实上当时的人类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能够 意识到这一点的只有“神”。所以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第二个阶段，虽然其认知和思想的对象改变了，但是人 类进行其认知和思想的立足点没有改变，其根本的诉求也没有改变。他们仍然立足于第一个思想阶段的认知和思想 基础上去思想这个其本质属性已经改变了的对象，中国的众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就这样拉开了“百家争鸣”的帷幕。 首先要继承，然后才能有所发扬，这既是人类的思维意识之中所固有的一种自然本性，也是中国社会人文思想基础 中的一个根本性的特点。
　　3.中国社会人文思想之基础
　　当年的众多学者和思想家们还认识不到，一种认知思想观点或观念的进步，特别是已经成为一种群体或社会化 的人文思想的认知基础的观点或观念的丝毫的发展和进步都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历史进程，其所涉及到的不仅仅只 是这种认知思想观点或观念进步的本身以及单纯的认知思想领域，还涉及到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更何况在他们“ 自我”的主观认知和思想的探索过程中还有一个相当成熟的自然主义的群体社会观认知思想体系的束缚和牵引的客 观存在。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止住他们的求索步伐和热情，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正是因为 当年的这些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其认知和思想上的积极探索和努力，才形成了今天我们仍然引以为豪的中华文明的传 统思想体系。在人类的各种文明体系中，中华文明体系也正是因为他们而独竖一帜，形成了今天所谓的东西方文化 的差异。
　　对此冯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中国哲学的背景。……哲学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 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时候，人们常常受到生活环境的限制。在特定的环境，他就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 的哲学也就有特定的强调之处和省略之处，这些就构成这个哲学的特色。就个人说是如此，就民族说也是如此。这 一章将要讲一讲中华民族的地理、经济背景，以便说明，一般地说中国文化，特殊地说中国哲学，如何成为现在这 样，为什么成为现在这样。
　　中华民族的地理背景。《论语》说:“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雍也》)读这段话，我悟出其中的一些道理，暗示着古代中国人和古代希腊人的不同。中国是大陆国家。古代中 国人以为，他们的国土就是世界。汉语中有两个词语都可以译成“世界”。一个是“天下”，另一个是“四海之内 ”。海洋国家的人，如希腊人，也许不能理解这几个词语竟然是同义的,christian louboutin glitter pumps 每日娱乐 大S正式主持 康熙 黄奕斥霍思燕诽谤--。但是这种事就发生在汉语里，而且是不无道理的。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 冒险的经历。如果我们用现代标准看距离，孔子、孟子住的地方离海都不远,christian louboutin over the knee boots，可是《论语》中孔子只有一次提到海。他的话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christian louboutin boots bargain 男子体检单上出现妇科未见异常字眼。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仲由是孔子弟子，以有勇闻名。据说仲由听了这句话很高兴。只是他的 过分热心并没有博得孔子喜欢，孔子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同上) 孟子提到海的话，同样也简短。他说:“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孟子 一点也不比孔子强，孔子也只仅仅想到“浮于海”。生活在海洋国家而周游各岛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力士多德 该是多么不同！
　　中华民族的经济背景。古代中国和希腊的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由于 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甚至今天中国人口中从事农业的估计占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在农业国 ，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 。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农业不仅在和平时期重要，在战争时期也一样重要。……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 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 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 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从事末作的人，即商人，因此都受到轻视。社会有四个传统的阶 级，即士、农、工、商，商是其中最后最下的一个。士通常就是地主，农就是实际耕种土地的农民。在中国，这是 两种光荣的职业。一个家庭若能“耕读传家”，那是值得自豪的。“士”虽然本身并不实际耕种土地，可是由于他 们通常是地主、他们的命运也系于农业。收成的好坏意味着他们命运的好坏，所以他们对宇宙的反应，对生活的看 法，在本质上就是“农”的反应和看法。加上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就有表达能力，把实际耕种的“农”所感受而 自己不会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这种表达采取了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形式。
　　“上农”。公元前三世纪有一部各家哲学的撮要汇编《吕氏春秋》，其中一篇题为《上农》。在这一篇里，对 比了两种人的生活方式：从事“本”业的人即“农”的生活方式，和从事“末”作的人即“商”的生活方式。农很 朴实，所以容易使唤。他们孩子似的天真，所以不自私。他们的财物很复杂，很难搬动，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 也不弃家而逃。另一方面，商的心肠坏，所以不听话。他们诡计多，所以很自私。他们的财产很简单，容易转运， 所以一旦国家有难，他们总是逃往国外。这一篇由此断言，不仅在经济上农业比商业重要，而且在生活方式上农也 比商高尚。“上农”的道理也就在此,christian louboutin pumps above marketing 郑州探索。这一篇的作者看出，人们的生活方式受其经济背景的限制；他对农业的评价则又表明他本人受到他自己时代经济 背景的限制。从《吕氏春秋》的这种观察，我们看出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 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中国 哲学简史》 第二章 冯友兰)
　　通过《汉书・艺术志》对“阴阳家”们的六种“方术”的排列次序，我们分柝了中国社会的人文思维意识特点 。这一特点本身所体现出来的事实上正是人们对于其自然观思想的一种基本的认知，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之 中，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几个重要因素之中，谁为主，谁为次，谁为末。从《吕氏春秋》中对于中国社会中的 几种基本的职业的排序，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中国的社会人文思想基础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群体和社会化的人文观思 想上的基本的认知和思维意识。换言之，《吕氏春秋》对于中国社会中的几种基本的职业的排序所体现的实际上是 一种“自我”主观的对于人文观思想范畴的感知认识和思想观念的表达。这样的感知认识和思想观念虽然是立足于 其群体和社会观思想范畴的，但是其基础却是自然观思想范畴的。也就是说这种认识和思想观念所表达的固然是一 种群体或社会观思想的认知思想诉求，但是其认识和思想的基础却构建在其对自然观思想范畴的认知和理解之上。 所以在其表达的理论阐述中，即其对于群体和社会中的这四种基本的职业所进行的认知排序上，只能以其对于自然 观思想的基本的认知为基础，以与其自身的生活所固有的关联重要性为标准，来表达其对于群体和社会组织结构模 式的认知及其思想诉求，因此这种认知及其思想诉求的表达体系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群体社会观的认知 思想体系。
　　在这种认知思想体系，人们是以其对于自然观思想范畴的认知和理解为基础去进行其群体或社会观思想范畴的 认知思想，并表达其对于群体或社会观思想范畴的认知思想诉求。在“士”“农”“工”“商”这四种基本的职业 中，“士”本来是指当时的学者或地主。但是在这一体系中，“士”并不是一般的学者或地主，而是具有一定的群 体或社会化的地位，或者是有一定的群体或社会号召力的人，他的言行能够得到其群体或社会化的响应。这是“士 ”们的必备条件，获得这个条件的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具备过人的学识，能够为他人答疑释惑;一个是拥有雄厚 的经济实力，能够为他人扶危济困。但这还只是做一个“士”的基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士”，还需要有孔子所 谓的“仁”和“义”。因为他“仁”和“义”，所以其为人被其他人所认可;其行为也被其他人所认同，此时的这 个“士”也就有了其群体或社会化的地位，也具有了一定的群体或社会的号召力。可以想象，中华文明早期的群体 化的社会组织结构模式中，这样的“士”在其中所具有的群体或社会化的存在价值就相当于之前人们的思维意识之 中的“天”。即便是在后来的封建专治王朝的“家天下”的社会组织结构模式中，虽然“士”所固有的群体或社会 的号召力可以通过做官的途径获得，但是仍然需要靠“仁”和“义”来维护并巩固其作为“官”的群体或社会的号 召力。所以这样的“士”在其中所具有的群体或社会化的存在价值也没有被削弱，因为“官”们的仁义远不如“士 ”们的仁义来得真切而实在。可以说，在中国的群体或社会化的组织结构模式中，“士”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或 社会化价值观的体现者，他们的价值取向表达了，事实上也代表了中国社会人文思想之基础所固有的价值取向和根 本诉求，所以在中国人的群体社会观思想范畴的认知上，很自然地将“士”们与其在自然观思想范畴的认知上的“ 天”等同起来。
　　“农”是掌握四季更替的自然变化规律并以此为生的人，因此在以农耕活动为其群体或社会化的组织结构之经 济基础的群体或社会化的人文思维意识之中，在人们早期的自然观思想范畴的认知上，“农”实际上也意味着土地 。因为“天”是生成自然万物者，而土地则是自然万物成为自然万物者。所以在人们对其群体社会观思想范畴的认 知上，“农”也是他们之成为他们者，或者说是他们赖以生存而无可取代的基础，因此它是仅次于“天”的。但是 在人们早期的自然观思想范畴的认知上，“天”是人们“自我”的主观思维意识和意志所无法改变的客观事物，不 过人们可以通过掌握其变化中不变的本质规律和特点去利用它，正如“道家”们所做的，所以在人们的群体社会观 思想范畴的认知上，“农”同时也意味着其“自我”的主观思维意识和意志。中国社会人文思想基础中的“农”所 体现出来的这两种固有内涵事实上就是“儒家”与“道家”体系的分水岭，即冯先生所指出的“它们是彼此不同的 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两者都表达了农的渴望和灵感，在方式上各有不同而已”。当时的思想家们认识到 了社会观和人文观思想存在的必要，也对这两个思想范畴作了积极的探索，但是在其认知和思想上却难以摆脱，实 际上“士”们也不愿意摆脱自然观思想认知的局限，因为一旦摆脱了这种局限，比如在“法家”的体系中，“士” 们就会完全丧失其存在的基础。虽然“士”们还有“道家”这样一条得以宣泄和排谴的生存方式，但是其人文观思 想范畴的认知和思想诉求的表达事实上是难以满足他们的表达欲望的。
　　因此在“士”们的群体社会观思想范畴的认知和其思想诉求的表达上，在其所固有的“自我”的主观思维意识 之中，以自然为师肯定是好的、正确的，而违背或是不遵从自然的行为则绝对是不好的、错误的。虽然“工”和“ 商”都没有遵从自然而行事，都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和“士”们的认知思想要求，但是它们却符合也满足了人们的群 体或社会化的生活需求。所以当时的思想家们也就只好按照它们在“士”们的认知思想要求上的背离自然的程度之 深浅去排定其座次，“工”虽然没有遵从自然而行事，难以满足“士”们的认知思想要求，但它却是在间接地为“ 士”和“农”服务的，因此排在“农”之后。但“商”却不然，它不仅背离了自然，而且还“见利”而“忘义”， 从根本上背离了“士”们的认知思想之基本原则。所以不光是“商”们所追逐的“利”让“士”们所鄙夷，甚至是 他们获取“利”的途径也因此而为“士”们所不耻。因为“士”们从来都认为，只有通过自然的方法和途径从土地 上所获得的利益才是正当的、合理的，尤为重要的是符合其认知思想要求的，其它任何方法和途径所获得的利益都 是不“义”的，甚至是不“仁”的。
　　4.中国社会人文思想基础之特点
　　中国社会人文思想基础中的“士”和“农”在其“自我”的主观思维意识之中所表达出来的对于其群体社会观 思想范畴和人文观思想范畴的认知和思想的诉求，以及这两个不同思想范畴的认知和思想的诉求本身所固有的自然 主义的本质属性就形成了中国社会人文思想基础的特点。即在这两个不同思想范畴的认知和思想诉求的表达上都有 着其所固有的、浓厚的自然观思想范畴的认知和思想诉求的色彩。因此我将这种群体社会观思想范畴的认知和思想 诉求的表达体系定义为“自然主义的群体社会观认知思想体系”;将其人文观思想范畴的认知和思想诉求的表达体 系定义为“自然主义的人文观认知思想体系”。自然主义的群体社会观认知思想体系在其表达上的最终的必然结果 就是，也只能是自然理想主义的群体社会观的认知和思想诉求，正如《老子》体系所表达的一样。自然主义的人文 观认知思想体系在其表达上的最终的必然结果就是，也只能是纯粹“自我”的，即个人主义的主观人文主义的认知 和思想诉求，正如《庄子》体系所表达的一样。
　　中华文明体系所固有的、“传统”的自然观的认知和思想诉求的表达体系，与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群体社会 观和人文观的认知和思想诉求的表达体系在诸子百家们精心而努力的煅打之中被错综复杂地交连在一起，并从其各 自不同的认知和思维立场出发表达出来。但是这个基础本身所固有的特点，即中国社会人文思想基础所固有的自然 主义的认知思想特点却既是培育携带着其遗传基因的认知思想观念和理论观点茁壮成长的温床，同时也是埋没其它 不同的认知思想观念和理论观点的坟场。比如“法家”，就是在这样一种自然理想主义的认知思想特点之中被埋葬 了。再如持“人性恶”基本观念，主张“人为”的荀子也同样因为与这样一种自然理想主义的群体社会观的认知和 思想诉求有根本的矛盾而被埋没。又如“道家”，正是得益于社会人文思想基础之中的这样一种自然理想主义的认 知思想特点才能够顺利地完成其三级跳，从而将他们的探索深入到了人类“自我”的主观思维意识能力的极致。认 识到这样一种群体和社会化的人文思想基础以及其特点的客观存在，有助于我们去全面地了解并正确地理解诸子百 家们和其后的思想理论家们在其认知思想的探索中所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助于我们意识到这样一种基础本身对 于我们所固有的制约和束缚，认识到这样一种特点在我们的认知和思想的探索上所固有的局限性。因为我们实际上 一直都生活在这样一种基础之中，而这样一种特点事实上已经成为我们“自我”的主观思维意识的基础，直到今天 也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