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县旧周学区 本报记者 樊江涛摄
张永辉向记者出示韩福平2001年办理报到手续时填写的《邢台市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变动审批表》 。 本报记者 樊江涛摄
如果计算工龄,韩福平应该是有9年教龄的老师了。可是从2001年6月到河北任县旧周学区报到至今,她 从来没有机会站在这个本来属于她的讲台,也没有领取过一分钱的工资。更为荒诞的是,直到2006年4月5日 ,她才意外得知,2004年年底,她已被任县有关部门以死亡为由取消了编制。
2010年5月31日,任县纪检委向张永辉通报了对于他和妻子韩福平反映情况的调查结果。 “9年了,
glasses paul smith,这是有关部门第一次正式承认了韩福平工作被隐瞒等情况。”
谁“导演”了韩福平的遭遇?夫妇俩跑遍了任县教委、县编办、县人民检察院和县人民法院,得到的始终是一 个谜团。
搭上末班车,遭遇“被隐瞒”
1999年,韩福平从邢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业,被邢台市教委分到任县教委,但两年间没有被进一步安置 工作。2000年,她和张永辉结婚后两人在河北邢台打工。
2001年6月,张永辉突然接到任县有关部门的电话通知说,韩福平的工作分配了,尽快到县机构编制委员 会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
据记者了解,2001年,有133名师范专业毕业生幸运地搭上了任县国家“分配”工作的末班车,其中韩 福平等5人被分配至该县旧周学区。
张永辉夫妇迅速赶至有关部门办理了相关手续,又按要求赶到旧周学区报到。
“当时去得很匆忙,旧周学区正好放假。”张永辉回忆说。于是,他和妻子以及同行的一位司机朋友找到了正 在地里干农活的旧周学区会计于江海。
“我把相关手续交给于江海,并询问我们报到还需要办什么手续,什么时候能上班?”张永辉告诉记者,于江 海当时答复说,这样就算报到了,何时上班等通知吧。“于是,我和于江海互相留了电话后,就回家 了。”
而这之后,韩福平一直没有等来通知上班的电话。
2010年6月2日,记者在任县教育体育文化局采访时,看到了今年4月16日由旧周学区校长刘桂林出具 的一份关于韩福平反映问题的“证明”材料:韩福萍(应为“平”,下同――记者注),女,2001年分配至旧 周学区工作报到后,本人一去没有音信。期间学区领导多次与该同志联系不上。经周边乡邻反映该同志在邢台上班 。所以,旧周学区在办理各种手续时,没有韩福萍名字,也没有领过韩福萍的工资卡。
然而,张永辉夫妇向记者出具的另一份证明中,刘桂林称“韩福平自教委分配到旧周学区后,就一直没有报到 ”。这份证明落款日期是2008年5月6日。张永辉说:“这明显前后矛盾。”
对材料中提及的“2001年分配至旧周学区工作报到后,本人一去没有音信”和“期间学区领导多次与该同 志联系不上”等说法,张永辉表示异议:“事实上我曾经多次找过旧周学区会计于江海、校长刘桂林,并给他们多 次打电话,询问上班情况。”
张永辉告诉记者,在多次和于江海、刘桂林联系后,2002年两人的态度由最初的“含糊不清”到最后坚称 :不记得韩福平报过到,也不知道韩福平分配至旧周学区这回事。
“这太不可思议了!”为此,夫妇俩通过各种关系又找过该县教委、编办等多个部门,却始终没有结果。“找 的时间长了,碰壁多了,甚至连自己都怀疑是否真的被分配过工作。”
就在他们几近绝望时,从各处逐渐反馈的信息显示,韩福平的确被分配工作到旧周学区。
2004年年底,张永辉的一位朋友给打电话说:“你快再去找找韩福平的工作吧,再不找就要 被人顶啦!”
2005年年初,另一位朋友告诉张永辉,他在和教委一位领导吃饭时,这位领导承认的确分过韩福平这个人 ,但一直没见过这个人。
“这位朋友告诉我,他为了计算县里工作人员的党费额度,专门到县财政局去拷贝了一份电子版的工资表,竟 然在旧周学区一栏中看到了韩福平的名字。”张永辉说,“朋友跟我说,工资表上韩福平的工资是4 74元。”
韩福平说:“本来幸运地搭上了国家分配工作的末班车,但却不幸遭遇了‘被隐瞒’,我们的幸运成了更大的 不幸!”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死亡’”
张永辉最终确认韩福平的确被分配至旧周学区工作,是在2006年4月5日。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能证明我妻子和旧周学区之间有联系的政府材料。有点儿发懵,几分钟没说话。”在这份 材料中,韩福平这个“大活人”的名字居然出现在了“死亡名单”上。
这天,张永辉找到了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贾增申。
“贾增申一听韩福平的名字就表示,这个事他知道。”张永辉告诉记者,贾增申当时向他介绍说,2004年 年底的时候,任县曾进行了一次“整编”,在“换发编卡”的同时,对因调出、去世人员的编制统一 进行清理。
贾增申告诉张永辉,在“整编”过程中,县编办发现当时县教委上报的在岗名单中没有旧周学区在编教师韩福 平,为此编办还专门向教委询问情况。
“贾增申告诉我,县教委答复说‘没这人啦’!”张永辉气愤地对记者解释:“在任县方言中,‘没这人’意 思就是这人死亡啦!”
于是,任县编办给财政局出具的被“清编”名单中就有韩福平,而韩福平的工资也因此在2004年12月被 停发。“贾增申告诉我,之前韩福平的工资是一直发着的。”
当时,贾增申处还保留着给财政局所报名单的“存根”。张永辉在名单上看到,当年一共有39人被“清编” 。“我记得很清楚,韩福平的名字在‘死亡名单’的最后一个,注明是旧周学区的。”
同年7月26日,张永辉又找到了任县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栗占坤,栗占坤确认该县的确对调出和死亡 的教师编制进行了清理。“而当询问韩福平是因为什么理由被清编的,栗占坤承认是因死亡。”张永辉进一步向其 了解,能否恢复韩福平的编制时,“栗占坤表示一点儿可能也没有”。
2010年5月31日,任县纪检委有关工作人员向张永辉通报了其夫妇反映的关于韩福平工作一事的调查结 果。
张永辉告诉记者,“在提交给县委常委会的‘拟提请恢复韩福平公职的建议’中,县纪检委也认定造成韩福平 ‘被死亡’乃至最终‘被除名’的原因为:‘旧周学区没有通知到本人’,‘教委没有进行认真审核’,并‘默认 死亡’。”
当时,任县纪检委负责调查此事的工作人员苗国栋向张永辉介绍了当年编办、教委以及财政局是如何对这39 人“清编”的:财政局在2004年12月20日将这39人的工资全部停发,“有两个月的复核期。如果出错, 本人找过来了,就恢复;没人找,就最终取消了。”
张永辉对此提出质疑。“我了解,事业单位对以死亡为由注销编制的,是需要由多个部门出具的多种证明的。 ”他掰着手指头告诉记者,“最起码要有死亡证明、火化证明、已注销户口的证明吧”。
“这也太不严肃了吧!是不是应该登个报,发个声明告知一下。”张永辉对记者说,“复核期内找就给恢复, 不找就被清理?我们压根儿就被他们隐瞒了,不知道有编制这事儿,咱怎么找?”
“韩福平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死亡’了。”张永辉叹息道。
上一页
1
2
下一页